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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門效應
心光網 / 心光網編輯部

我記得剛去紐約時,我的雙手是緊緊黏在身體兩邊的。我的身體姿態是很典型的保守台灣女生。上課時我乖乖聽講,認真做筆記,我會去圖書館拚命借一堆書、看期刊做研究、準時交報告……但,「有耳無口」的東方傳統美德可能無法讓我在紐約的研究所生存,教授不欣賞這樣不表達自己想法的學生,不講話會被視為不參與。舉手在課堂上,算是最棒的身體語言。教授們直接期待我會多舉手、多發問。他們要知道我在當下、當時的反應,而不是一份白紙黑字的延宕表達。

所以打從在長島大學被頂著一顆大假髮的猶太女老師熱切鼓勵之後,我靦腆地硬逼自己舉了幾次手,當我發現我並沒有因此羞愧得死去後,我便愈來愈常舉手。還好我本來好奇心就很高,舉手發問也愈來愈不是問題,而是個「反射」動作了。尤其是在豪福斯特大學婚研所的訓練中,特別強調後現代的心理治療師要「懂得問個案好問題」,而好問題往往會引出個案的內省及改變。所以在課堂上,大家都是此起彼落地一直舉手發問。

回台後,在很多演講或工作坊中,仍會看到我很積極地一直問問題,曾經在凱旋醫院有個醫生忍不住對我說,希望少看到一些我的「反射動作」……這真的是文化差異。不過,我覺得很奇怪,我們老要個案當眾講話,我們自己卻不講話?

回來台灣的這幾年裡,我雖然收手一陣子,後來還是忍不住又復活,因為我發現,腦中就是會有一堆好奇的東西想問,而大家那麼安靜,演講者又要聽眾問問題,乾脆我來問一些能讓自己腦子滿足的問題……

當然,我也轉而將這些想舉的手「轉化」成一句句在諮商治療中的問句……(總是要有個宣洩的地方。)
我也發現,我在一句句問句中,有著我在紐約那種繞「外國人」這旋轉門時的類似效果,有時我從個案的角度,有時我從心理師的角度……

其實我又聯想到,當我將自己放在這個「我是不是外國人?」的旋轉門時,比較能引發自己的好奇心去進入個案的生態,探索個案跟家庭的深度意義,而另一方面,我也有一定的自由度離開個案的生態。

我也覺得,當我把自己當成是外國人時,其實我會看得比較清楚。為什麼我會這麼有感而發地說,其實就因我在紐約曾有一大段我是個外國人、想講中文卻一點機會都沒得講的念書時期,正因自己很認分地知道沒得講中文,所以便付出格外多的心血,特別去琢磨中文翻譯成外國語言時要怎麼用才不失真、才能讓別人聽得懂、才能聽得懂別人,才能在紐約文化下表達得體。

我也會特別去看相同字眼中在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年代背景下,有何不同的獨特意義。而且那時我深怕自己聽不懂,別人聽不懂,所以特別敏感跟人溝通時的用字、身體語言、臉部表情,及每個人可能因家庭、種族、文化、背景不同而解讀不同的特別意義。

那時我就一直是繞著「我是外國人?」這旋轉門在努力使自己看懂紐約、進入紐約。
在紐約念書以及後來在工作中,我會因為清楚知道我是外國人,所以很有意識地不將自己的想法先入為主地灌入同學、朋友、教授身上。因為在多元文化下,太常時候我會是錯的。後來習慣成自然,我便會很有意識地不將自己的想法先入為主地灌入個案及個案家庭身上,因為十年在紐約的訓練使我知道,不能如此做。

我會用的方式是:先站在外面看一下,什麼都不做。然後,假若我走進了這旋轉門,融入了他們,用他們的角度去體驗,我就會懂。然後再繞出來,用我的角度去問,我更會懂。

說真的,我非常感謝那段繞著「我是外國人?」旋轉門的日子,讓我的耳朵、眼睛、心、腦子都敏感多了。

而在心理治療中,當我們在跟個案、家庭接觸時,的確極需要聽得出「話中的話」、看得出肢體語言附帶的意義。所以在那樣「我是外國人?」的旋轉門環境下,不只使我在學校時,就慢慢磨練出幾年後可當兒童局家暴中心主管的英文語言技巧、多元文化適應的能力,更有著「第三隻耳朵,第三隻眼」的能力開發。我很感謝老天爺把我放在「只有我一個亞洲人」的地方,當個「外國人」,但也把別人當外國人,這也是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A Blessing in Disguise)的故事。

本文節錄自/遇見紐約色彩的心理治療督導
出版社/生命潛能
作者/陳瀅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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